NO.35｜借鏡日本： 走出泡沫的博物館新時代 專訪黃姍姍

●文｜董昱 
●圖片提供｜黃姍姍、123RF、維基共享資源

在博物館和美術館制度規劃上，日本向來是臺灣借鏡學習的對象。事實上，日本的制度隨著國內經濟的起伏，而在
不同的時代展現出不同的樣貌。時至今日，在組織法人化和策展人角色崛起的情況下，日本的博物館與美術館不僅

在制度上更為彈性，規劃思維也更為縝密。

博物館在泡沫經濟後的
經營調整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日本進入了長時間的經濟半衰期。1951 年，日本政府通過了「博物館法」，象徵著日本博物館法律定位的濫觴。「這時的博物館，在制度上屬於社會教育的系統。在政府的設想中，教育，是這些館舍設立的主要目的。」忠泰美術館總監黃姍姍介紹道。有別於臺灣近年來大量出現的博物館和美術館，日本在戰後初期，就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公立和私人的博物館。

　　1970 年代開始，受到美國匯率政策的影響，當時日本出現了大量的熱錢；房地產、土地、奢侈品的交易來到高峰。在這段湧現的「投機風潮」榮景下，日本博物館和美術館開始更為快速的增加。「日本民族有強烈的地方文化認同，這樣的文化造就了他們對於博物館的需求。」黃姍姍指出，隨著經濟的發展，日本各地方政府都開始設立博物館，許多知名建築師也在這波風潮中，留下了許多經典的建築。然而，1990 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土地和房地產價格崩跌，而這些博物館也面臨經營上的嚴重考驗。

　　2000 年之後更多的博物館面臨倒閉危機，日本國內相關的學科也掀起了激烈的反省。「這些經營不善的博物館，多被稱為『箱物政策』。」黃姍姍分享道，箱物政策，指的就是泡沫經濟時代中興建的許多公共設施，缺乏設立的目標與願景，也缺乏專業經營人才，空有巨大的建築，就像是一個空箱子。所謂的「箱物」，直譯是箱子的意思；如果要用臺灣的情境相比，其意義比較接近「蚊子館」。雖然形成的背景和意義有些不同，但就是指那些因好大喜功而被興建、但專業規劃不足且內容空洞的硬體建築。
　
　　「泡沫經濟破裂之後，日本人對於這些博物館提出了許多質疑。」黃姍姍說道，日本人開始發現，博物館和美術館後續的經營、管理也是維繫其運作相當重要的環節。2000 年之後，大專院校也開始出現博物館經營管理類型的科系，學術圈也比過去更關注於軟體的課題。因為經歷過存亡的危機，日本的博物館在組織和經營方面的思維，在二十一世紀之後迎來了劇烈的變化。

法人化的經驗與調整
　　
　　在日本博物館發展的歷程當中，法人化可以作為一個參考。2001 年，日本開始將許多國立館舍改為「行政法人」。所謂行政法人，制度上是參考英國政府組織的「非政府部門公共機構」（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簡稱為NDPB），意思是一種半官方的組織。行政法人雖然接受國家預算補助，但是在經營上可以避免一些繁冗的人事和財物規定，藉此聘請高度專業的人才來協助公共事務；尤其是那些不太涉及到公權力、但是又具有強烈公共色彩的事物，例如：古蹟管理、博物館經營、都市發展願景規劃，如今時常以行政法人的方式來執行。

　　「行政法人有其優點，但也遭遇了許多反對。」黃姍姍指出，行政法人時常以「一法人多館所」的型態運作，亦即以一個行政法人同時管理多個館舍的組織形式。這種方式可以讓資訊更為流通，預算的運用也可以更為靈活，因此近年來在臺灣也受到歡迎。然而，一些日本博物館內部的研究者在法人化推動初期提出反對，認為法人化是政府卸責的方式；此外，雖然經費運用自由，但行政法人往往會被要求負擔更高額的自籌款。這種方式會導致博物館和美術館在運作上更為商業化、更媚俗、而失去社會教育的功能。

　　最著名的例子，或許是東京國立博物館曾經舉辦過的「星際大戰」特展。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名聲地位，相當於「故宮博物院」，是日本國內許多歷史文物的重要典藏機構。2001 年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後，東京國立博物館為了吸引人潮、創造收益，因而舉辦了「星際大戰」特展；館方當時在書畫卷軸的展示櫃中，放入了星際大戰的模型、展品，就現在來看無疑是一個無比荒謬的現象。這個展覽雖然吸引了大量的觀眾、又創造了大量的收益，卻在日本國內的文化界引起了嚴重的批判。「人很多的展覽不見得就是好展覽。」黃姍姍說道，東京國立博物館的經驗，無疑證實了研究人員對於法人化的疑慮。

　　「歷史就是讓我們從失敗中去學習如何做得更好。」黃姍姍表示，因為專業工作者的激烈反彈，東京國立博物館也在未來的展覽作出修正。像是規劃特展的空間，將特展的展品和自己原本的藏品加以區分；或是像近年來卡地亞（Cartier）珠寶展，策展單位也會請設計師針對空間作出調整，盡量將展覽內容和空間結合。不僅要避免外界的批評，也要持續透過展覽來形塑博物館的特色，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

從歷史中發展出的
未來與當代

　　日本對於「箱物政策」的反思，也具體表現在當代的博物館建設與規劃；其中，位於石川縣金澤市中心的「金澤21 世紀美術館」就是一個相當知名且經典的例子。

　　「金澤21 世紀美術館之所以能夠成功，背後有許多重要的條件。」黃姍姍分享道，首先，在地方政府規劃的時候，就決定將美術館放在一個高度公共化的空間。它位於市中心交通相當便利的地方，市民對於這個地點的熟悉度很高，平時也會在這裡休憩。其次，美術運用了金澤市本身豐富的歷史和觀光資源。「從歷史中去發展出對於未來的想像、思考自己的優勢，才能把傳統和當代做很好的連結。」黃姍姍指出，金澤市擁有日本重要的庭園建築、幕府時代的文物、以及歷史悠久的工藝，這些都為美術館的經營，提供了深厚的養分。金澤21 世紀美術館將藝術和地方的元素，透過展覽以及和藝術家和全球接軌。像是每三年舉辦一次的「金澤國際工藝三年展」，就是博物館將傳統文化和全球設計產業連結的最好嘗試。
　　
　　除了地理位置本身的條件之外，金澤的成功或許有其可以借鏡之處。「大家都說美術館的建築很好，但最重要的是，經營團隊、策展人有跟建築師先進行溝通，才能造就這樣的建築。」黃姍姍分享道。在臺灣許多博物館和美術館的籌建過程中，經營團隊往往都是等到工程完成之後才會進駐。但是在金澤的經驗中，美術館的經營者在建築設計的階段，就和設計師進行縝密的溝通和對話。這個細膩的過程反映在許多細節，像是展場的空間規劃、參觀者的動線安排，都讓金澤21 世紀美術館成為一個相當適合「舉辦和參觀展覽」的空間。

軟體先行的規劃思維

　　日本的經驗讓人看見了博物館的失敗、卻也讓人思考從水泥叢林中重新站起的方法「在新建建築之前，我們應該先進行基礎的市場調查、了解自己的優勢和定位。」黃姍姍分享道，臺灣已擁有許多館舍，如果要規劃新的博物館或美術館，規劃者應從觀眾的取向去思考。不論是想要連結的議題、或是空間本身的特性，唯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優勢，博物館才能避免成為下一個蚊子館，並且做出專屬的特色。

　　「過去執政者為了求政績，常常都是找知名建築師先把房子蓋出來，而忽略了後續經營管理的專業。」黃姍姍說道，人們對於空間的需求是很不一致的，唯有透過事前縝密的對話和協調，才能夠造就一個符合各方需求的博物館。臺灣雖然在2015 年才通過「博物館法」，但社會整體對於博物館的需求已有所提升；博物館也成為許多人文領域研究者就業的場域，館舍的經營也成為臺灣不可迴避的議題。也正是如此，日本的經驗更讓臺灣警惕。當人們稱讚金澤21 世紀美術館在建築方面的成就時，也不妨從更前端的規劃來思考，才能看見當代博物館成功的關鍵。



｜黃姍姍｜
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文化資源學研究所文化政策博士課程，歷任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文化政策與藝術管理研究所專業領域教師，現任忠泰美術館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