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1│藝術為什麼需要策展│臺北當代藝術中心策展人對談 徐詩雨×蕭伯均

在當代藝術的進程中，策展（Curate）日益成為一個藝術機構的重要職能。策展人的品味與偏好，也構成了「觀賞」與「被觀賞」兩者之間的橋樑。策展究竟是什什麼？藝術為何需要策展？這樣的問題不僅關乎於策展人的專業，更牽動了我們對於「什麼是藝術」以及「什麼是創作」等基本的問題。在這期的世代相對論中，我們邀請到了藝術攝影家汪正翔擔任與談人，以及臺北當代藝術中心（TCAC）的兩位策展人徐詩雨和蕭伯均進行對談，一起窺探當代藝術中策展工作的內容與意義。

徐詩雨
徐詩雨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通訊工程所與紐約大學視覺藝術行政研究所，曾參與臺北市立美術館2017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策展培力。現為臺北當代藝術中心策展人，研究的領域包括圖像、記憶與空間，文章散見於《Yishu》、《藝術論壇》中文網、《典藏投資》與《藝術家》等媒體。

蕭伯均
彰化社頭人，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紐約Pratt Institute 藝術與文化管理碩士。目前在名為臺北當代藝術中心的精神時光屋裡修練，旅居永和。

汪正翔
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並赴波士頓美術館藝術學校（School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讀藝術創作碩士（肄業）。目前往返碧潭與臺北之間，接案維生，也從事攝影評論與創作。看得見，會按快門。

汪：請兩位簡單介紹一下你們的背景，以及踏入這個專業的緣由？

徐：我是理工背景出身，畢業後先在竹科工作，當時看到故宮博物院有釋出研究助理的缺，我應徵上後就開始從事數位典藏相關的工作。當時的工作必須把產品數位化，之後再加入互動設計的裝置展覽，那時候我才漸漸了解當代藝術，發現當代藝術有許多關於知識生產跟新思潮的思考，因此就對這個領域產生興趣。之後去紐約念藝術行政，回國後進入北美館，跟上一屆威尼斯雙年展臺灣代表謝德慶一同做研究助理，接著就來到臺北當代藝術中心（TCAC）擔任助理。

蕭：我也不是藝術教育體系出身的。大學的時候主修企管，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其實是在廣告當文案。退伍之後因緣際會到一個收藏當代水墨的商業畫廊裡任職。那時候我對畫廊不太了解，以為美術館畫廊就是一些展覽，工作之後才開始對藝術產業有一些想法和概念。之後我又去紐約的非營利組織工作了兩年，回臺灣之後半年就來到TCAC。

汪：若有人問「策展是在做什麼」，你們會如何回答？

徐：策展是一個什麼都要做的工作，這個工作有可能被無限擴大、也有可能只做很小的一塊。從最單純的角度而言，策展就是要回到展覽本體，替創作者思考想要傳達的想法跟概念。身在「斜槓世代」裡，策展的工作不太可能如此單純，即使進入國外龐大的藝術機構，策展人也時常被賦予募款的責任。策展其實是很新的行業。九○年代雙年展興起後，各個獨立策展人就有更多的平臺去發揮，策展這件事情也就逐漸變成所謂的專業。以前，那些在博物館裡面維護收藏品的人可能就會被稱為策展人，但是在當代藝術中，策展人會跟著藝術家一起創作、互相碰撞跟成長。

汪：我一開始以為策展就是負責想法的部分，但執行後發現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一方面是雜事很多，另一方面，所謂的「想法」到底是要實踐到什麼程度？譬如說，是要你執行你的意志，我們（策展人）只丟題目？還是說我們提供文獻？抑或是我們來設定展覽的形式？我總是不知道要做到什麼程度。

蕭：哪裡有不足的地方，哪裡就有我們，要想辦法把展覽過程中疏漏的洞補好。在臺灣現實面執行的狀況下，策展人必須試圖把剛剛說的事情重新連結，將它變得完整。策展人必須負責把其他所有的事情搞定，像是宣傳、經費控制、募款、公關聯繫、寫新聞稿⋯⋯等等，這些工作切碎了其實都可以找到專業的人去執行，可是國內藝術產業目前尚未有如此細緻的分工體系。

徐：我覺得這就是電影跟視覺藝術的差異。電影是一個很完整的工業體系，就像是科技業，電路板上的任何一個零件，都會有人專門做得很好，但藝術圈就是一個不太穩定的狀態。

TCAC除了舉辦展覽之外，也透過實體活動回應藝術社群的重要議題。

汪：以前的藝術通常有較為明確的展陳方式，作品本身就說明很多事了。但是當代藝術不是，展覽和空間、燈光等等有很大的關係，這都被認定是策展人必須考慮的。就這個意義上，策展人有時候很像和藝術家一起共同創作。

徐：我以前在故宮工作的時候，主要處理書畫、器物等文物，這些展品有些會以符合中國藝術史的方式來展現。當代藝術沒有所謂的主流敘事方式，因為沒有固定的方式，反而可以自由講述你想要講的事情。最近故宮也開始有一些新的展覽，像是談論唐宋假畫這件事，展場就會去翻轉以往展示古畫的形式，所以某種程度來說，我們都是不斷嘗試適合這個時代的敘事方式。

蕭：對我來說，當代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當下的現象。古典的東西某種程度上已經是個斷代史了，是遙遠時空背景下所談論的東西，只是透過文物書畫來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文化等現象。我覺得當代的東西比較靈活、彈性更大，因為必須談論到作品以外的那些事物，從一進展覽大廳開始、甚至是從你在路口接過DM那時，種種元素都必須考慮在內。

汪：如果今天有個藝術家對於展覽空間、動線、光線很有想法，你們會如何做？

徐：我會試著把我的想法和他們溝通，盡量尊重藝術家的想法，實際上，策展人很難強勢要求藝術家如何做。其實也和我們TCAC的調性有關。我們是比較彈性的一個白盒子，有點像實驗平臺的感覺，在實驗的過程中，如果硬性設下界線，就會破壞原本的精神。

蕭：展覽是策展人和藝術家權力關係相互角力的結果。誰是主體、誰是僱傭關係，不是策展人可以單方面決定，而是策展人和藝術家相互溝通的結果。

汪：我覺得策展人在當代藝術世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當代世界的藝術家太多了，而藝術的訊息又太隱晦。所以策展人就是一個巫師，一個溝通天地的薩滿，負責揀選、翻譯作品，然後讓人快速的掌握。你們覺得你們擔任的角色是什麼？

徐：詮釋是策展很重要的工作，策展人比較像一個翻譯者，要將作品的概念透過許多方式翻譯給觀眾。我算是一個專業的觀眾，所以我很在意觀眾看展的感受，現在我仍時常看到一些展覽會給即使是專業的觀眾都留下不舒服的感受。這種經驗會刺激我，讓我下一次做展覽時，更細緻的去處理觀眾的感受。溝通有很多種介面，可能是透過策展論述的文字、可能是你處理作品跟空間作品、以及處理體感的部分。從在螢幕前寫文案到跟普羅大眾親身接觸，這些都是策展人溝通的介面。

蕭：我認為策展人是一個「帶風向」的角色，他必須站在展覽和觀眾中間，擔任一個將作品轉譯給公眾的角色。除了對外面向觀眾之外，另外還有和藝術家互動的部分。在展覽以及藝術家中間，策展人也是一個翻譯的角色，協助藝術家將作品轉換成想要表達的語言。翻譯有翻得好也有翻得不好的，比較不好的，是你想要講的東西可能一大堆，但實際的執行力只有百分之二十，沒有辦法透過現場傳達你想講的東西。我覺得這就是策展人的功力。

徐：寫了《策展簡史》的Hans Ulrich Obrist，一開始也不稱自己是一個策展人，只是發自內心對藝術家、對藝術充滿好奇。策展人這個字根，最開始就是指幫歐洲皇室貴族從世界各地殖民地收集藏品的人，當時的策展人比較像是幫科博館編條目收藏的人，這個名詞其實一直在改變，即使現在，每個人的定義也都不一樣。現在看來，我們其實就是被訓練為善於處理雜事的人。英國有個策展學程，老師出的作業是在雙年展開幕時，想辦法混進多個開幕party。所以我覺得有一些不是用硬技能來定義的軟技能，才是當代藝術策展專業中最需要的。

蕭：想要問所謂策展人有沒有專業，就是在說這個工作、這個專業本身的性質。工程師的目的就是要寫程式，寫得好或不好是可以被客觀評斷的，可是我們無法定義策展人做得到底好不好――因為每個人對於策展的想法和定義都不一樣。有人覺得把這些事情做得好就是好的策展人，有人說論述寫的深刻動人就是好⋯⋯，若要定義「如何才是一個優秀、傑出、專業的策展人」，其實也沒有標準答案。

汪：有沒有什麼例子是策展人沒有把話說好的？

蕭：像是過度詮釋、錯譯，都是會發生的問題。這個其實牽涉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藝術家完成創作後，還有沒有作品的詮釋權？很多藝術家堅持保有他的詮釋權，也有觀眾覺得藝術家有這個主導權，但這個問題其實沒有既定的答案。我覺得策展人只是提供一個觀賞的方向，引導觀眾去詮釋作品，觀眾看完之後，有人同意或者反對，也有可能發現「原來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去切入這個作品」。回應不論是什麼都無所謂，我最害怕的是沒有回應，因為這通常代表觀看的體驗受到侷限，沒有留下讓觀眾詮釋的空間。策展人能做的就是把話講清楚六分，留下四分讓人家去思考延伸，而且這都只是策展人的觀點而已，不能代表全部的觀點。

汪：當代藝術的策展人大部分都是吸收後結構主義之後的思想，所以他們通常會相信，策展人沒有要詮釋出一個本來的、本真的東西，這個過程比較像是不斷「延異」，但分寸難以掌握，我們看到有些策展論述寫得很不直白可是讓人感覺很豐富，有些就真的不知道延到哪裡去了。

策展人的工作其實相當龐雜，難以用單一的硬技能給予定義。

徐：我覺得如果要建立一個判斷的標準，唯一的方法就是多看展覽、慢慢建立自己的知識地圖。我不是專業策展背景出身，在紐約唸書的三年內，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看到很多展覽、並兼看評論。有些評論者看完展覽之後，會寫出完全偏離藝術家本意的文章，這本來就是不可能控制的事情。對於作品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會受到人跟作品的「角色」所影響。從不同的角色出發，看到的就會是不同的面向。

汪：這跟一般人對於策展的想像其實很不一樣，我覺得策展和創作都至少要碰到有一部分不確定、不能理解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的碰撞才會有趣。請兩位舉一些例子談談這種特別的經驗。

徐：2018年，我們在臺南國際攝影節的展覽《懸缺的主體》就是很好的例子。經過這次選舉，大家對於臺灣主體是什麼，明顯都有不同的想像。我覺得臺灣有一種長期以來的集體焦慮和精神分裂，比如說拼經濟的思維長期主導了我們的政治語言。在大眾的腦海裡，似乎都覺得可以先把其他事情處理好再來思考主體，可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貫穿在生活中很多層面裡，雖然看起來不存在，可是其實它一直都在。

蕭：不管是個人藝術創作或是策展，最重要的任務都是在提出問題，而不是追求答案。2018年十二月時，我們去紐西蘭辦一個展覽，帶了一些錄像作品去和當地人分享我們的疑惑和問題，看看大家對於這個問題的定義──即使這些答案可能是無解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大家不覺得有問題。在宗教裡面，我不再需要去質疑人生的意義、不用去質疑每一件事情，這是我非常抗拒、害怕的事情。做任何事情或是策展，最後呈現的東西不是我想要傳達怎樣的理念，而是想傳達什麼樣的問題。

汪：一般人都想在展覽中直接了解你想講的部分，而不是想要知道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徐：這就是臺灣美學教育的缺失。大家看一個展想要快速知道答案，而不會去試著建構臺灣的美術史。這跟我們本身的教育系統也有關連，整個東亞地區──所謂泛華人──的社會習慣，就是習慣教條而不是鼓勵思考，就算你思考，也要講出符合整個儒家體系的答案，這是不好的。

蕭：東方思維相對不鼓勵思考和質疑，然後相信權威；西方許多教育體制鼓勵邏輯思考，讓人們很習慣去質疑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策展人應該鼓勵觀眾提出質疑，去獨立自主的思考，而不是急著去相信單一的解答。

文字／黃音 攝影／黃音 與談人／汪正翔 圖片提供／臺北當代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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