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0│把生活帶進每個人的電影裡│導演楊力州回應社會的聲音
九月底，一部講述南迴就醫困頓現況的九分鐘短片《來不及墓園》，在沒有任何行銷成本之下，一週內迅速累積了近一百萬網路觀看次數以及兩萬五千次分享，而這數字持續增加中。深沉訴求打動人心，如同投石渲出層層漣漪，也因輿論風起，這是楊力州導演的影像力量。他深深相信，紀錄片能改變世界。
楊力州
紀錄片工作者，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電影作品有：《紅盒子》、《我們的那時此刻》、《拔一條河》、《青春啦啦隊》、《被遺忘的時光》等。以《新宿驛，東口以東》獲得第三十八屆金鐘獎非戲劇類最佳導演；以《奇蹟的夏天》獲得第四十三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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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中旬在院線上映的紀錄片《紅盒子》，是楊力州投注十年光陰甫完成的重要作品。跟隨傳統布袋戲大師陳錫煌採擷掌中文武的精緻藝術傳承之外，這部紀錄片述說著兩代大師父子之間那些幽微難以言喻的框架複製，以及彩樓裡外的種種燦爛與無奈。
小時候相當喜愛布袋戲的楊力州，在長大過程中突然意識到布袋戲在生活中消失，直到2006年一次好友的邀約，親眼欣賞到陳錫煌大師的現場演出，他被書生揮毫用印、小旦曼妙梳妝的細膩神采所震懾，瞠目結舌於師傅的指尖功力，卻憂心大師垂垂老矣，如此精緻藝術將如何承傳？於是想用紀錄片為文化藝術留下一點點什麼。
「電影是最華麗的方式，我想用這樣的方式來跟傳統布袋戲告別。」楊力州談起紅盒子的緣起，「一開始是被師傅的精湛技藝所吸引，小小人偶竟然可以這麼姿態萬千、栩栩如生！但拍攝一段時間、熟識之後，紀錄片會自己長出新的血肉，也就是傳承這件事」，「如果這部片兩年前就完成，長相會不一樣，但拖著拖著就跑出更多東西，像是民間對布袋戲消失的態度、政府對布袋戲傳承的態度，越拍就越厭世。」
高齡八十八歲的陳錫煌大師，有著七十五年的偶戲人生，是臺灣唯一獲得文化部「重要傳統藝術布袋戲類保存者」及「古典布袋戲偶衣飾盔帽道具製作技術保存者」兩項頭銜的傳統布袋戲演師。「李天祿之子」終歸是個太沉重的冠名稱號，一生最大的對手竟然是父親！「做自己」遂成為陳錫煌必須花一輩子去超越的生命課題。
《紅盒子》裡，住的是戲神田都元帥，陳錫煌與父親關係難言難解，卻日日膜拜元帥傾訴心事，英文片名《Father》道盡了這樣的幽微。「父子關係才是這部片的靈魂所在，很多男性觀眾說看這部電影感覺很揪心，因為看到自己的影子。」楊力州說，女生也是，「北宋開始有綁小腳的習俗，女孩的小腳都是母親綁的，我觀察到身旁很多女性朋友，她們的母親在觀念上不斷幫她們綁小腳，她們每天都不斷在拆著母親綁的纏腳布。」
《紅盒子》電影主題曲是由搖滾樂團「拍謝少年」的創作歌曲〈契囝〉，同樣由楊力州執導的MV內容，則是關於陳錫煌與大弟子吳榮昌之間的糾結，可說是電影番外篇：藉由偶戲磕頭口白道出「割肉還父」，拜別愁緒濃重。楊力州說，「師徒在傳承的意義上是一種父子關係，他們這些年因故漸行漸遠，終究還是複製。電影首映會我邀請了阿昌來參加，他考慮很久說不要。我本來很失落，後來再想想就比較舒坦，畢竟《紅盒子》整部片的主題就是做自己，陳錫煌終其一生的功課是成為他自己，阿昌不也是在做這樣的事嗎？」
感情放重難抽離 推動社會改變是拍攝動能
紀錄片導演很容易給外界一種俠氣或憤青的尖銳印象，彷彿天職就是抵抗不公不義、控訴政府社會。看來非常斯文的楊力州，談話語速緩慢、氣質從容溫柔，但他對人、對議題的關懷，可是進到骨子裡的。感情放重了，結果就是很難抽離，情緒壓力扛得十分辛苦。紀錄片的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並不僅僅是記錄與被觀看的關係，往往是一種彼此涉入、彼此參與生命的互動關係，這種真實的感情牽絆特別容易發芽生根，楊力州大方坦承，「這部分我做得超級糟，我很難釋懷跟抽離。」
「二十幾年來一直在拍紀錄片，我過的是一種不正常的人生。生活的地方像是八八風災的災區、失智老人的養護院，最近則是來不及墓園。修墳師說要帶我去看他的朋友，結果他的朋友竟然是一個一個的墓碑！這種低落的情緒會反映到我的作品裡頭，甚至影響到原本積極的想法。」
跟演員演完很難抽離角色不同，楊力州即使拍完電影，也將拍攝對象一直擱在心上，「說是責任有些沉重，但是我很關心。拍完《拔一條河》之後，每一年都會回去甲仙看看他們，如果知道某個孩子最近過得不好，儘管幫不上忙，還是會很掛念。這些壓力堆疊起來，對情緒影響非常大，有時候會像被石頭壓住，就必須依靠心理諮商或就醫服藥，才會好過些。」
關於《紅盒子》電影裡外的宛然家族爭端，拍片十年，近身觀察十年，楊力州隨之糾結。「畢竟我只是個外人，沒有任何人能解決他們的家族問題。我認識陳錫煌老師超過十年，我知道他愛他的父親，多麼想模仿他、學習他、成為他、超越他，甚至離開他！其實我知道那些爭端背後原因是什麼，但我無能為力。這是我目前為止最滿意的一部片，卻也是最痛苦、最崩潰的一部片。」
壓力不只來自外在，很大部分也來自內在。「我很怕別人說，導演你好棒，謝謝你為臺灣、為小鎮做了什麼事。每一句鼓勵都提醒著我，做太少了、做得不夠，這令我很害怕。我的諮商師說，如果不拍紀錄片就沒事了。」楊力州大笑。
既然如此，為什麼會繼續拍片呢？與方才話題的沮喪感不同，楊力州語帶堅毅，「我非常信仰改變這件事，就算只有一個人或一群人，因為我做這件事而改變了一點什麼，這就是很大的動力來源，也是很大的壓力來源。就像南迴醫院倡議了十幾年都沒有下文，當我們拍了一個短片，第四天、第五天，政府就有了反應，而且行銷成本竟然是零！這種回饋就是讓我們往前的一股動力。」看到這樣的成果，楊力州是開心的，但仍有部分內在壓力是來自於不確信自己的主張是否完全正確，「儘管如此，到現在我還是認為醫療機會應該是公平的，不應該有差別待遇。當然有人留言謾罵，也有比較理性的朋友跟我分析醫院經營成本──無論如何能夠引起社會的關注討論都是很好的。我一直提醒自己，製作每一部片都必須非常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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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票房好也不賺錢 以事業支持志業
二十二年間產出二十六部作品，為人熟知的包括《奇蹟的夏天》、《水蜜桃阿嬤》、《征服北極》、《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拔一條河》、《小小鼓手》、《我們的那時此刻》等，楊力州應該是目前臺灣最多產、也是最多部上院線的紀錄片導演。然而在臺灣當前的電影市場，國片產值相對邊陲，紀錄片更是邊陲中的邊陲，楊力州必須一面接案拍攝商業廣告獲取收入，一面創作紀錄片。
「我常被說是最有票房的紀錄片導演，這句話非常矛盾──如果真的那麼在意票房或追求商業票房，就不會拍紀錄片了，去拍偶像電影就好了。」楊力州放不下拍攝對象，對票房倒是很釋懷，「把電影拍好是我的事，把電影賣好是行銷公司的事，」專業分工，適度分擔了票房之於導演的壓力。
令人意外的是，紀錄片即使賣座，也沒有為楊力州帶來豐厚收入。「我到目前為止，沒有從任何一部上院線的電影賺到任何錢，這講給別人聽都沒人相信。票房差的就算了，如果票房好卻是悲傷的議題，也沒什麼臉放自己口袋，例如《拔一條河》的盈餘所得，就拿來幫甲仙蓋了一個圖書館。我和公司主要收入其實是來自商業廣告。」
拍攝商業廣告與創作紀錄片，應該是兩套不同的邏輯與手法，在心態上如何切換？楊力州說，「以前想法會拆得很開，例如拍一個手遊廣告，會在短時間有一筆不錯的收入，包括我的攝影師，苦哈哈跟著我拍紀錄片，一天可能也沒有幾千塊；但是跟我一起拍廣告，可能一天就賺好幾萬。」以專業從廣告市場賺得維生所需，轉身再凹進紀錄片，繼續蹲點拍攝。
「這幾年來，即使是商業廣告，我也開始把紀實元素放進去。幾年前幫電信公司拍攝一支打電話跟家人說我愛你的廣告，沒想到非常成功。一路走來，商業廣告與自己創作紀錄片的語法互相流動，有時候會思考是否再拆開。不過把紀實元素放進商業廣告，好像影響力也不會遜於一部商業電影，所以傾向還是這樣繼續處理。」反覆思索辯證，再求取一條當下最適合的路徑，楊力州的作品總是以思維厚度與人文情懷堆疊情感，撩起觀眾目光，也觸動觀眾心弦，引起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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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一條河》紀錄八八風災後，甲仙災區從拔河運動到社區站起來。 |
紀錄片的舞臺與未來發展
現今電影市場是以好萊塢商業娛樂大片為賣座主流，在這環境限制之下紀錄片應該如何定位？究竟應該放在什麼樣的傳播平臺呈現？作為一位多產的紀錄片導演，楊力州在《青春：獻給他們的情書》一書中曾經提到，「紀錄片上院線不應該是一種常態，而是導演走投無路。」對於這種無奈與妥協，他表示，「十來年前，我認為紀錄片最重要的舞臺應該是電視，現在不能忽略掉的下一個重要舞臺是新媒體，包括網路。」
臺灣的電視生態環境，對於紀錄片的發展有多艱難？楊力州說，「會支持紀錄片拍攝大概只有公視、大愛等少數幾臺，記得多年前某家商業電視臺要播我的紀錄片，給予的播映條件是兩年四次，一千元，這數字很可怕。我會思考，為什麼要這樣被對待？我發現在電視環境幾乎沒有任何機會。」
放眼全亞洲地區，沒有一個國家像臺灣一樣，紀錄片上院線變成一種常態，這是不正常的。」楊力州也觀察到，在臺灣看紀錄片的觀眾與好萊塢商業片的觀眾形成分流，彼此不是競爭關係，「不過聲量和版面確實會受到影響。」
在臺灣，「公共性」常常是用來檢視紀錄片的主流要求，楊力州也曾經提出一個概念，認為紀錄片應該是國家的「家庭相簿」，不只忠實記錄、監督政府，也要成為改變社會的武器。身為紀錄片導演，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發言權與議題設定權，楊力州表示，「當然這個權力非常大，要去詮釋一件事情，我一直不相信有辦法非常全面，就像講一個人的生命史，例如陳錫煌，我關切他的精湛技藝跟傳承態度，至於他小學有沒有考試作弊，就不是我在乎的東西，這也不是這部片的重點。」
「放眼其他國家的紀錄片發展，已經不盡然是公共性，有些是記錄個人的私電影，但在臺灣社會有一種對紀錄片創作者的要求，要有公共性或更高的道德標準；甚至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不能只是在影片提出問題，還要提出解決方案，非常嚴厲！這樣的話，應該請無米樂導演去當農委會主委──但事實上不可能。趨勢一直在改變，現在也慢慢看到一些私電影或藝術家的創作闡述，我期待臺灣的紀錄片能更多樣化發展！」
文字／謝瑩潔 攝影／陳又維、張晉瑞 圖片提供／後場音像紀錄工作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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