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9│真情的獻身 記錄蘭嶼生命史│動人導演崔永徽

「我深深相信:如果一個人有很強大的信念希望把某件事情做好,就一定會成真。」——丁松青神父


崔永徽的第一部紀錄片《謝錦》是拍攝他的恩師謝錦桂毓,當時引發廣大迴響,這部片子連續公開放映將近半年,並且週週舉辦映後座談會。多年後,用同樣以人為本的思考,崔永徽帶著社會大眾重新認識了蘭嶼,這個你我耳熟能詳,卻又不認識的一方島嶼。







和標準答案相反思考方式

輔大中文系四年,遇到一位和一般長輩作風大相逕庭的國文老師——謝錦桂毓,大大改變了崔永徽,開始以「誠實」面對自己。和一般人的定義不同,崔永徽認為,誠實並不是把自己私密的東西講出來,或是不想講的東西硬要把他公開,而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然而,華人的養成教育是對自己不誠實的,在不知不覺之中,可能養成很多自欺欺人的東西,是自己沒有自覺,或不會對外人承認的。而自欺就會欺人。

「華人學生講自主都是講假的。」崔永徽認為,華人學生常常表現出很有想法的樣子,比如說在教室裡發言,講出一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但其實是為了符合老師的期待,那是很表面的。我們並不認識真正的自主。例如老師交待一份作業必須幾月幾日交,學生當下毫不猶豫地應允,但時間一到,九成都沒有交。雖然學生主張有自主的權利,卻連自己答應的事情都無法做到,還覺得自己很酷,而這就是我們。雖然覺得自己是二十一世紀的新人類,但靈魂其實很古老。

崔永徽也承認,自己就是從這種「華人學生」蛻變成長的。雖然從小到大都認為自己要念中文系,等到真正進入中文系後,因為經常接觸歐洲電影,才發現自己最想從事的是電影相關工作。然而,囿於現實條件與家庭因素,崔永徽沒有轉系,也沒有重考。「也許這是命運的安排。」因為影視科系極為偏重技術的養成,在人文素養的培植上反而不足;中文系的養成反而讓崔永徽的思考更臻成熟。




崔永徽

沃土影像有限公司導演、編劇、製作人。輔仁大學中文系畢,編導經驗豐富,影視製作資歷十餘年,創作類型涵蓋人文紀錄片、影視戲劇及電影,首部作品創下超過兩百場全臺放映的驚人紀錄。隨後拍攝《永恆的報人-成舍我》、《聽見臺灣 聽見鮑元愷》等多部紀錄片,也同樣好評不斷。《只有大海知道》是崔永徽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劇情改編「顏子矞老師和小飛魚文化展演隊」真實故事,入選2017金馬創投,被譽為「最能代表蘭嶼的電影」。




在他大一時,有部電影叫做《春風化雨》,電影裡的學生在教育中是被當作一個「人」來尊重和對待,由於他那個年代的孩子都是一路被聯考逼上來,經歷過各種框架的制約與打壓,電影所描繪的教育現場,在他們自身成長經驗裡是付之闕如。當時他正修習謝錦的課,心中澎湃激昂,感受到這個老師在做的事情對學生來說有多麼重要,而被當做一個「人」來真正的尊重對待,又是一份多麼深刻的感動。由於大學時代受到謝錦的啟發甚多,因此儘管畢業了十幾年,崔永徽仍然回頭去拍謝錦的紀錄片。


拍電影是一種「獻身」

「創作對我來講是一個發願的過程。」在充滿困境的時代氛圍下,「夢想」這個詞彙開始放肆流行,成為大眾趨之若鶩的心靈寄託。然而,崔永徽對所謂的「實現夢想」,有更深一層的體悟。「無論《謝錦》或是《只有大海知道》兩部電影,現在再回頭看,我發現大家都比較喜歡用『夢想』這個字眼,可是對我來說,拍片是一個發願的過程,而非做夢。」

崔永徽認為,一般人容易把「發願」當成一個宗教的語詞,其實不然,所謂「發願」是對這件事情有了責任感,並且認知這個責任是自己選擇的。「我自己要去做這件事,願在那裡,我就是全力以赴要去完成它。這並不是一個做夢的過程。」崔永徽認為,在這個時代裡,每個人都能夠對世界奉獻一份自己的力量,而他則把人生奉獻在電影裡,以電影做為媒介,為世界奉獻自己的力量。



以人為本的思考方式,使崔永徽發掘蘭嶼的 故事,並拍出最貼近蘭嶼人的電影。



蘭嶼 原住民近代史的濃 縮展現

臺灣從農業社會轉型工商業社會,臺灣近代經濟起飛的過程,原住民族付出的代價最為龐大。過去,原住民族受到官方政策強勢主導的踐踏和霸凌,是臺灣文明進程中被犧牲最多、同時也是受惠最少的一群。由於從小生長在北部的都會環境,崔永徽從沒有想過原住民的處境和自己有何不同,直到上了大學,聽聞班上原住民同學述說他們族人歷來所遭受的歧視,以及文明入侵對部落經濟、家庭乃至於文化所造成的破壞,才開始理解近代臺灣原住民族的處境,並為之感到悲傷與忿忿不平。

那是一幅文化快速消失、族人離鄉背井,在都會地區淪為底層勞動人力並飽受剝削的圖像。「其實這很像日據時期皇民化運動之於臺灣人,對原住民族人來說,他們同樣經歷了孩子進入學校強制學習『國語』和漢文化,同時自身的民族文化受到歧視與打壓,進而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和自我認同,失去了對於自己民族的榮光。那時候我才明白,原來我們這些自以為高貴的『漢人』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多年來,對於原住民族歷史命運的關心,讓崔永徽產生極大的同理心,最終透過蘭嶼這部電影抒發出內心的不捨,也間接透過電影凸顯出問題。

2010年,原本是抱著放鬆度假的心態來到蘭嶼旅遊,在島上閱讀了《蘭嶼之歌》並結交了當地的族人朋友之後,崔永徽發現,「蘭嶼呈現出來的就像一部近代文明發展史,在閱讀以及和當地朋友對話的過程裡,蘭嶼幾十年來所遭遇的命運歷歷在目;一個純樸的原始部落社會突然遭到強勢文明入侵──而且侵入的方式極其粗魯。」在這樣巨大的轉變、衝擊下,每個人、每個家庭都被迫做出反應。當然,這是近代世界各地原住民族的共同命運,差別只是在於,多數臺灣人對這個歷史問題的理解嚴重不足。



堅持「自己的故事自己演」,《只有大海知道》裡除了男主角黃尚禾,其餘均由達悟族素人 演員演出。



文化斷層 真實上演

「這部電影所以選擇椰油國小舞蹈隊的故事,源自於聽聞當年椰油國小第一代小飛魚們嫌棄地說,『丁字褲是老人在穿的,我們小朋友沒有穿那個,穿丁字褲會被別人笑!』」前往臺灣參加全國原住民族歌舞劇比賽,孩子們卻拒絕穿上自己的民族傳統服裝,因為丁字褲在外來他者獵奇的眼光下,已成為被嘲笑戲謔的「符號」。對此,崔永徽不僅感到悲傷,更是焦急,因為他看見達悟文化正面臨斷層的危機。

由於長期受到漢人主流菁英文化的霸凌歧視,達悟的孩子們難以認同自己的文化,「拒絕穿上丁字褲,就有如拒絕承認自己是一個達悟族的孩子。」在心情受到震懾之餘,崔永徽也看見這裡面可以談的議題很多,包含:原住民青壯人口的移工、部落裡的隔代教養、孩子孤單和思親的心情、民族文化的斷層與復興;椰油國小舞蹈隊的故事看似無足輕重,實則含藏很多沉重的訊息。

於是他決定要把這個故事拍出來。由於熱愛蘭嶼和達悟朋友,這些小島上的故事驅動著崔永徽透過電影,讓世人有機會看見真實的蘭嶼。



蘭嶼孩子的舞蹈蘊藏著野性能量的生命力,和閃亮動人的爆發力。



謙卑與尊重

過去曾有多部電影或廣告在蘭嶼取景,達悟人對於拍電影有著防備心,「例如為了拍攝而封路,影響了民宿業者載客人趕搭船或飛機。」對達悟人來說,太多劇組為了攝取蘭嶼的美景而干擾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不僅缺乏應有的禮貌和尊重,甚至拍完後,劇組拍拍屁股揚長而去,卻留下沒帶走的垃圾與污染。因此拍片這件事對達悟人來說,只有負面的印象,「他們靠拍片自己賺了錢,但是對蘭嶼有什麼好處?」

為了拍出一部以蘭嶼當地為視角出發的電影,崔永徽歷經六年籌備,長時間田野調查,採訪顏子矞老師、李鳳英阿嬤、家長與地方人士,並連續四年來到蘭嶼舉辦兒童戲劇夏令營、表演訓練工作坊。「辦戲劇營也有田野調查的意味,因為戲劇營讓我們有機會能夠近距離接觸小朋友,有機會更了解小朋友的生活狀態和內心世界。」而為了讓小朋友不只學習表演,還能夠適應攝影鏡頭的拍攝,崔永徽可謂用心良苦,不僅在過去幾年安排了許多微電影習作練習,乃至於在開拍前給演員們進行試拍,這些暖身對於正式拍攝來說至關重要,果然,這一連串長達數年的準備,讓素人演員們漸漸對鏡頭和劇組的工作人員不會感受到壓力,「關鍵就是,要讓素人演員朋友們感受到一種平等和交心的感覺,不會覺得你是導演就很權威,反而要盡力創造出輕鬆尊重的氛圍,大家才能共同完成創作。」

就因為這個電影取材於蘭嶼,拍的是蘭嶼達悟族人的真實故事,所以我們更要謹慎。「唯有大家願意相信我們,我們才是真正被授權得以拍攝他們的故事。因此我們真的要非常小心翼翼,不能砸鍋。電影的成品更不能讓蘭嶼當地的朋友感覺不舒服甚或是受到傷害。」正由於帶著這份謙卑、謹慎的心情,崔永徽領軍的工作團隊,歷年來在蘭嶼十分受到當地人友善的對待和協助,這樣被愛護和支持的感覺,也讓他和工作人員們內心深深感恩。



 蘭嶼人真實的生命故事,歷經不同世代與時代的交互激盪,真是萬般滋味,咀嚼不盡。



對劇本取材的反思

在製片過程中,接受到來自業界前輩或者各方的建議,不少人回饋坦言這部電影太過平淡、無聊,觀眾恐怕不會樂意買單,所以崔永徽導演對於票房原先並沒有抱持太大期待,自認為就算小眾冷門也無妨,重要的是自己已經盡全力完成了作品,至於成績好壞與外界反應,就順其自然吧。

不料,電影推出後的票房成績竟然出乎意料,比原先預期好得太多,許多觀眾也回饋說,正因為這部電影沒有灑狗血和加油添醋,只是呈現出一種真實純淨的氣息,所以反而讓人喜歡。「真的不要小看觀眾,有時候我們以為餵給觀眾他們想要的調味料,但卻不知道觀眾心裡其實期待著不同的東西;有時候觀眾的素質是超乎我們所以為的。」崔永徽導演發自內心深切地說著。



生活不在他方 在當下

藉由《只有大海知道》,崔永徽希望讓人們理解到,蘭嶼是一個值得尊敬和珍惜的地方,「與其跑去國外的博物館仰望、讚歎,其實在我們身邊就有一個活生生、珍貴的文化博物館,值得大家共同尊重和珍惜。」





文字/盧怡妗  攝影/陳培峯  圖片提供/王文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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